与2006年、2013年的医药反腐、合规调查相比，这次来的更系统、更猛烈。

  这则在医药领域流传已久的“经典对谈”，随着2023年医药领域全链条合规、反腐的集中整治，也许会成为一个经典“冷笑话”。

  在卫健委等9部委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开展为期1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几天里，所有涉及于此的各个业务链条上的医药界人士们，都紧张了起来。

  整治工作顶层推进上，从卫健委、医保局，乃至更高层次的相关法律修正上，为此次反腐行动定下了高高的调子，也织就了密匝匝的大网。

  5月10日，卫健委等例行发布当年的“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不正之风工作要点”，不同之处是“纠风”成员单位从9个增加至14个。

  7月15日，医保局等发布《2023年医疗保障基金飞行检查工作的通知》，选定医学影像检查、临床检验、康复三个领域作为检查重点。检查范围为 2021年1月1日-2022 年12月31日期间医保基金使用和管理情况。

  7月21日，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视频会议召开，强调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处腐败；针对医药领域生产、供应、销售、使用、报销等重点环节和“关键少数”；深入开展医药行业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

  7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已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草案共修改补充刑法7条，这中间还包括“在组织人事、执纪执法司法、生态环保、财政金融、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帮扶救灾、养老社保、教育医疗等领域行贿”的情形，从重处罚。

  7月27日，市场监管总局在陕西召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试点委托工作座谈会”。

  这几天，已经连续有3位医卫界人士或主动投案或接受审查，有职位高的“关键少数”，也有职位低的。

  7月21日，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南庙镇中心卫生院院长易伟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与他同一天事发的是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卫健委疾控股股长陈建红，其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袁州区纪委纪律审查。

  4天后，山东省纪委监委网站通报，山东省立第三医院原党委书记吕涌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山东省纪委监委驻省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这所医院已经有73年历史，是济南解放后新建的第一所医院。

  有明令通知的，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近期发布了《深入开展不合理取酬专项清退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全院医务人员主动清退过去5年所收受的不合理报酬，重点针对收受医疗器械、药品、试剂企业等以各种名义、形式给予的钱物等。

  有私下知会的，比如有医院已经通知，禁止医生参加药企举办的会议；一位医药代表向E药经理人透露数家药企已经暂停院内拜访，改为院外拜访甚至家访、线上拜访。他透露，某沿海省份的大三甲医院甚至发出谢绝医药代表的警示，称院方已锁定部分药代与相关医师，再犯将暂停医师处方权和职业资格。

  首先是，全国从上到下，各行各业正在进行的反腐行动。“这是国家大力坚决整治的地方，医药只是其中一部分”。

  其次是，医药产业的政策生态与之前已发生质的变化。“三医联动，喊了很多年，现在真的到了动真格的时候。医保部门对大三甲做基金合规检查，还罚没巨额所得，这是此前基本上没有的”。现在全链条的监管格局基本能概括为市场监督局查垄断、医保局查药价和临床用药合规、卫健委查医疗机构回扣、查腐败打老虎拍苍蝇。

  第三是，这次集中整治，文字描述上看，是针对医药生产、供应、销售、使用、报销等重点环节和“关键少数”，且提及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若“不敢腐”目标达成，“医生不拿了，企业自然都不送了。”

  第四是，工业公司业务重点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在仿制药为主的时代，多小散乱，客情关系是营销的核心竞争力。而在创新药的时代，临床价值才是根本。“不可能绝对没，但是相对会少。有创新药企的新药推广确实还在走客情的路子，不过我相信改变会发生。”

  综合以上分析，李振认为，这一次对医药领域全链条的集中整治，与此前的几次力度更大、行动更系统，“如果说之前几次对医药领域的反腐像‘游击战’，那么这次带着‘歼灭战’的气势。”

  浩浩汤汤的反腐高压下，被审查、逮捕、开除公职的院长、主任早已过千，有数据统计说，接近3000名。见诸于媒体端的各类报道里灰色地带在哪里、利益链体如何构建已经被广而告之。

  一直以来，药械购销使用环节是重灾区，“回扣式”药品销售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都知道有些药品经销商会定期根据医生的处方情况，给医生、科室负责人、相关领导送“好处”，但由于相对隐秘，很难辨认。

  其实，除了药品，医疗器械、医疗设施、电子信息系统，乃至工程招标等入院、使用环节上，都有相关腐败案例发生。医药领域反腐，利益链条长，往往是“查出萝卜带出泥”。

  2023年5月，网站曾经披露一起令人咋舌的腐败案例。一台直线加速器，被医械经销商以超出市场价近2000万元的价格卖给普洱市人民医院，其中1600万元被医械经销商以“借钱”的方式行贿给了普洱市人民医院原院长。

  事实上，早在2013年，国家卫计委针对医疗卫生方面的突出不合规问题就提出了《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基本上囊括了医疗卫生方面所有不合规的地方，比如：不准将医疗卫生人员个人收入与药品和医学检查收入挂钩；不准违规接受社会捐赠资助；不准参与推销活动和违规发布医疗广告；不准为商业目的统方；不准违规私自采购使用医药产品；不准收受回扣；不准收受患者“红包”等。

  随后几乎每年，卫健系统都会发布当年的纠风工作重点。可以说反腐一直在路上，但为什么10年已过，医生手里的“笔”仍然没管住呢？

  原因很复杂，这一切背后与医药产业属性相关，与中国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现状相关，与医疗机构公立为主相关，与医生薪资结构不合理相关，与财政对医院的补贴不到位相关，与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相关，当然，也与良心的泯灭、道德的沦丧相关。

  这些因素里哪个是“标”哪个是“本”？“很难分清楚，但从官方表述中，是能够正常的看到迹象，也就是整治的重点在哪里。”一位行业人士分析。

  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一篇名为《药品“回扣式”销售、套取医保资金……严查靠医吃医套路》给出了部分解释，文章认为：从业务部门到综合部门，医药购销领域的腐败利益链条较长，往往“查处一个带出一串”。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关键少数”没有管好自己，把医院管理权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成为医药企业的“主攻对象”。

  “关键少数”也是这次为其一年整治工作的重点。所谓“关键少数”，一般是指事物的最关键、最精华部分，在发展过程中力量最大、作用最大，是推动发展的重要的条件，是引领发展的最大优势。

  在医药卫生领域，谁是关键少数？临床医生、药剂科、医院院长等在药械采购、使用、报销环节具备影响力和话语权的人，都在列。

  据整治工作视频会透露的信息，这次针对“关键少数”的预期效果是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对此，一位业内的人表示，“不想”很难做到，这关系到人性；不能腐也比较难，诱惑太大；不敢腐，若是监管手段强硬，大概率可以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7月24日卫健委发布的今年下半年医改重点工作通知里，将“严禁向科室和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标，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写进了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中。

  在历次合规风暴中，医药代表通常是波及最多的人群，作为庞大医药产业的“底座”，他们人数众多，当然也鱼龙混杂。“有的是真做学术推广，兢兢业业开科室会，有的就是统方、兑费用，当医生的‘小跟班’。”后面一类，事实上，在医药代表管理规定出来后，已经不能再称为是医药代表。

  一位跨国药企的医药代表对E药经理人表示，他所在的公司合规很严格，禁止给医生支付任何有偿费用，所以他只能下苦工，“为了让一家医院的科室主任用我家的药，我连续一年每天接主任上下班。”

  从底层逻辑上看，医药代表更多是“背锅侠”或者“批判的靶子”，映射在医药代表身上的非议，其实是“以药养医”产业生态的副产品。所以医药领域的商业防腐，需要跟医改的进程相匹配推进。

  认识到这些并从医改的目标任务出发，破除以药养医弊政，要到2009年新医改之后。

  一次是2006年。年初，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随后，卫生部发布《开展治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实施意见》，将医疗机构领导及有关工作人员，在药品、医用设备、医用耗材等采购活动中，收受生产、经营企业以及它经销人员以各种名义给予的财物或回扣的行为等五个方面被确定为专项整治的重点。

  据经历过此次反腐调查的医药人回忆，当时业内有关人员几乎人人自危，有人直言“所有人的神经都被提起来了”。诸多媒体评论“医药行业正站在一个新的市场拐点上”。时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直呼“卫生部门要设立患者投诉电话，凡是收红包、拿回扣的医生都将被取消行医资格”。

  这一工作很快便初见成效。2006年，“西安市儿童医院医生收回扣，现场被抓”事件便轰动一时。随着事件发酵，除了涉事医生受到处罚外，涉事医院也终止与此事有关医药企业的业务关系，停止药品购销，冻结货款。

  之后，几乎每一年都有关于禁止和打击商业贿赂的文件出台，希望规范医药企业的经营行为。但成集结之势，再次席卷整个行业的合规运动是2009年新医改确立后的2013年。

  2013年一桩桩跨国药企行贿事件被曝出，直接掀起了针对企业合规性的反腐调查，合规风暴再次到来。据长期关注医疗领域反腐的业内人士回忆称，那几乎是2006年后，政府对医药行业整顿最严厉的一年。

  与2006年不一样的是，在合规建设成为了行业大势所趋的语境下，整顿从产业链条的医药购销端前移，直接剑指药品供应商内部的营销合规，逼迫药企开始全方位合规建设。

  “外部环境让企业一定开始重视经营上的合规问题”，这是当时的产业共识。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本土制药企业才真正开始正视内部的营销合规问题。“这次事件后，医药反腐这件事没断，但并未掀起太大的波澜。”上述业内人士观察到，疾控系统在2015年前后假疫苗事件时，有过一次集中反腐，除此之外医药领域近些年来没有大规模的集中整治。

  今年的这次集中整治，非常明确是开展医药行业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针对医药领域从生产、供应、销售、使用、报销等重点环节。合规已经不止在购销环节已是共识。“医保、医药、医疗、财税形成了合力，即要管住医生的诊疗行为，也要控制好药企的合规建设。”

  2021年4月，医保局联合财政部开展的针对77家医药公司开展的财税核查，终于以对19家医药企业作出行政处罚的结果告一段落。

  一颗悬着的雷终于缓缓拆掉，要知道2019年该行动启动时，一度让医药股短时间蒸发近千亿，几乎每家公司如临大敌，业内人士直呼：一场腥风血雨要来了！

  事后，有有关人员评价，“高高地举起，轻轻地落下”，让这个行业留住了面子和里子。

  但不要忘了，财政部监督评价局对此次“结案”的总结：“经过检查，摸清了药价虚高的成因，震慑了医药企业带金销售、哄抬物价的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保障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等重大改革的顺利推进。”

  虽然过去针对药企“带金销售”顽疾的政策，大多从财税层面切入，查清药企“钱”的流向。77家药企财税核查是，两票制也是。但随后的产业生态演变，这样的形式并不能杜绝“带金销售”出现，反而让不合规更隐蔽。

  但随着持续深化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相关。零差率、两票制、医药代表备案制、国家集采、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等，这些政策有的直接“卡”断滋生腐败的利益链条，有的侧面疏导医生群体获得“阳光收入”。

  不过，这次是否立竿见影，消除顽疾，仍存在不确定性。“就像‘猫鼠游戏’，堵住一个口子，就从另外一个地方冒出来，说到底还是医药反腐太复杂了”，李振所在的公司就是帮着制药企业做合规建设，他观察到，绝对多数药企、医疗机构都是“嘴”上合规，“账”上合规，行动起来不合规。“就像两票制后，洗票的没有了，但药企需要‘洗’出来公关的费用不会就此减少，总得想办法”。

  他口中的办法是流通环节堵上了，就从生产环节、采购环节下手。2022广药集团采取用虚高价格采购原料药的方式套现被罚，就是如此。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